三、民国时期铜元的铸造

宣统三年，也就是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占领了武昌城，赶走了总督、巡抚，建立起了革命的政权：革命军政府。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结束了2000年封建帝制对中国的统治，对整个社会生活与观念的震动极其深刻广泛。铜元的设计与铸造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最早铸造革命货币的造币厂是江西南昌。就在武昌革命发生不久，驻扎九江、南昌的江西新军立即宣布江西独立，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并占领了造币厂，着手制造纪念革命的新式铜币“大汉铜币”，币面左右“辛亥”纪年，中间书“大汉铜币”，正中刻“赣”字，下缘书面值“当制钱十文”，背面图案是表示革命军军旗的粗壮的十八星图。这种币明显是直接依照前清时期的“丙午赣大清铜币”铸造的（江西的“大清铜币”没有其他年号），由于事出匆促，模具简陋，铸造不精，这种独立特行、革命意味强烈的新式铜元很快就被淘汰了，但这种敢为天下先的革命激情与极为有限的铸造量也使这枚铜元成为了中国近现代铜币的珍品，其收藏价值与历史意义无可估量。

1912年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军政府，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百废待兴，货币的统一、设计、铸造、发行很快就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重视。1912年3月财政总长陈锦涛呈文，请设计发行新式革命货币，孙中山先生批复该文，正式提出了铸造新式硬币的标准和意义，原文如下：

“据该部呈称，拟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就中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流通遐迩，传为美声，其余通用新币花纹式样亦应一率更改，请将花纹酌定，颁发各省造币厂鼓铸，以资遵守，等情前来。查币制改良，新民耳目，自属要图。所请以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像以为纪念一节，应予照准。 其余通用新币中间应绘五榖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为此训令该部即便遵照，速将新模印就，分发各省造币厂照式鼓铸可也。 此令财政部长陈锦涛照 孙文 中华民国元年三月九日”

这是有据可查的中华民国时期第一件关于铸造新硬币、改革旧货币的法令。法令颁布不久，中华民国的第一次参议院会议召开，会议决议以国旗五色旗与九星军旗（内外各九星，一共组成十八星）分列左右，一同作为铸币图案，铸造“开国纪念币”。紧接着全国各地立即开始了“开国纪念币”或“中华民国”字样新式铜元的铸造。江西在1912年放弃“大汉铜币”之后。又改铸了“壬子”纪年、中间无“赣”字的“大汉铜币”，但也没有维持多久，因设计陈旧、模具不精而停止，在购得新机器之后才开始设计大量生产“壬子”纪年的“江西铜币”，背面是改刻得更为细腻、美观的18星图，没有采纳大总统颁布的“嘉禾”图案。安徽也在1912年仿照江西试制过“安徽铜币”，但没有成功，未发行。

完全依照大总统令设计铸造新式开国纪年币的是武昌、南京两个设备最全、革命中受损最少的大型造币厂，武昌造币厂主要生产楷书版的“开国纪年币”十文，并试制有五文、二十文两种样币，未发行。南京厂初期被列为中华民国中央造币厂，主要生产隶书版的“开国纪年币”（各厂所造“开国纪念币”品种请参考《中国钱币》，2006年第1期专文）。新式铜元很快通行全国，逐步在各地取代旧式铜元。此外不用“开国纪念币”之名，而用“中华民国”国名、旗帜、图案的省份有湖南（币名“中华民国湖南铜元”或不书“湖南”）、河南（币名“中华民国当十铜元”或“当制钱十文”）、山西（币名“中华铜币当制钱十文”）、广东（币名“中华民国元年一仙铜币”）、福建（币名“中华元宝”）、四川（币名“中华民国元年四川铜币”）、新疆（品种繁多、版式变化大，主要是“中华民国元年新疆通用当红钱十文”、“二十文”等），这是民国元二年开始铸造的一些情形。

在1913年之后，还有很多省份铸造过新式铜元，比如天津（共和纪念币等）、河北（张家口的口北造币厂铸有“中华铜币”十文、双枚）、安徽（安庆造币厂在1919年前后铸造“开国纪念币”）、陕西（陕西一分、二分）、甘肃（开国纪念币二十文、沙版铜元等）、云南（拥护共和纪念50文、五仙铜币等）、广西（八年一仙）、贵州（黔字铜元）、奉天（东三省一分）等。其中四川铸造的时间最长、年份最多、面值最全、产量最高、流通最广。广西、贵州、奉天则仅有一两种投入流通。最大面值的流通币是200文，只有四川、河南大量铸造发行。最小面值的是民国37年的半分。500文币仅有河南军阀在1930年前后铸造过，未正式发行。

1912年3月，袁世凯在武力威胁与政治谈判之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大总统。1913年7月镇压了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这个期间武昌造币厂雕刻制作了一系列袁世凯肖像的十文铜元，其中一种铸造了十万枚投入流通，但遭到商民抵制，发行并不成功。此外1919年安庆造币厂铸造过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头像的十文，也没有正式投入流通。民国时期有头像的铜元流通量最大的只有两种：云南铸造的唐继尧像“五十文”、甘肃铸造的孙中山像“伍枚”。

民国政府虽然成立，然而政权不一，各地军阀势力割据自雄，战乱频仍，军需支出庞大，单纯依*传统赋税的盘剥已经很难满足新军阀的需求。在这种各自为政、中央集权无力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纷纷整修旧有造币设施，或新建造币厂，无限制地大量铸造新式铜元，有的甚至直接利用前清遗留的龙版铜元模具，继续铸造“光绪元宝”或“大清铜币”，这时期铜元重量、成色参差不齐，毫无标准可言，造成了币制混乱、币值迅速下滑，老百姓陷入比前清时期更深重的货币危机之中，也给中央政令的统一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然而这一切在当时条件下都是无可避免的。

自从袁世凯窃取总统大权之后，中国进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北洋政府修复了辛亥革命中被乱兵劫掠焚毁的天津造币总厂，准备作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造币厂。1914年2月，北洋政府公布新的《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铜元为辅币，由天津造币厂铸造二分（重二钱八分）、一分（重一钱八分）、五厘（重九分）、二厘（重四分五厘）、一厘（重二分五厘）五等紫铜元（原料配比为铜95%、锡4%、铅1%）配合主币流通，其他地方仅允许奉天、南京、武昌、长沙、成都、广州、云南、重庆等地七厂二局存在。新《条例》特别强调“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政府”，因此裁撤了全国一半以上的铜元局厂，并规定袁世凯头像的一圆银币为“国币”。五等币中只有二分、一分、五厘三种于民国五年发行，其中二分仅有少量样币，这套币均为中间圆孔，即区别于南方革命政府的“开国纪念币”类型，又多少保留一些旧制钱的遗迹。这类币由于北洋军阀政权的不稳定性，以及南方不少地方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抵制，因而发行不广，并没有能够取代南方革命政府发行的硬币。只有银币“袁大头”逐步取得了稳定的地位，占领了以前外国银币在中国的市场。

《国币条例》的颁布，短时期内结束了全国各地混乱无序的铸币现状，为国家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改革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1916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讳称帝自为，改元“洪宪”，湖南、新疆当政者趋炎附势，闻风而上，特别铸造了“洪宪元年”当十铜元（湖南）、“当红钱十文”（新疆）。然而仅仅83天之后，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命呜呼，当初造币奉承的湖南、新疆主政者又赶紧改铸“中华民国”年号的铜元，徒留历史的笑柄。

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定都南京，地方军阀势力日益衰落。1928年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整理金融货币，出台了《国币条例草案》十四条，规定在金本位未实施前，暂以纯银库平六钱四分零八毫为国币之本位，定名曰圆。辅币规定若干，其中铜币有一分和半分两种，成分均为铜九五、锡四、铅一。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上海造币厂应于最短时间内成立，半年以内必须开工，鼓铸新银元定为国币”。铜元在货币发行体系中地位逐步下降，政府主导货币逐渐转向纸币。19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正式颁布《中华民国国币条例》（与1914年北洋政府发布的同名），明令禁止旧铜币的流通，然而铜币的使用并未立即停止，尤其是边远地区和穷乡僻壤，民间继续行用铜元进行交易。

1933年废两改元，上海造币厂开始发挥中央造币厂的功能，大量铸造孙像帆船一元主币，新式铜辅币的铸造则一拖再拖没有立即铸造。但北方的天津造币厂却铸造发行了和1916年圆孔系列一致的“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二分、一分、五厘三种，大量投入流通，被南京政府默认为法定辅币。期间全国不少地方也未遵守国家法令，依然采取各种手段，铸造发行了多种地方版的民国铜元，比如河南50文、百文、500文，云南一、二、五仙，新红钱疆十文、二十文等。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蒋介石军阀独裁政权的本质所决定的，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经常感叹“政令一出都门迹近废纸”。但总的来说，1933年废两改元之后，全国大部分地方的铜元流通已经十分稀少，各地小军阀、绅商势力烂铸之风也已基本绝迹。对国家货币的统一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1935年，随着国名党政权统治基础的逐步稳定，进一步开始了统一币制、调控金融、消除货币旧制度的行动。当年规定禁止一切地方铸造铜元，只有上海的中央造币厂有铸币权，并开始铸造一分、半分两种古布图铜元，作为法币的唯一铜辅币流通。以后这种币逐年铸造发行，计有25年、26年、27年、28年、29年、30年、37年七个年份。法币的推行，“分币”铜元的发行，正式取代了在中国流通数百年的制钱及其制度，使自光绪末期以来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辅币混乱状态得以结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中央造币厂内迁重庆，暂时停止了铸造硬币。随着战争的深入持久，中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大量的物资被日寇掠夺，物价飞涨，民生极为艰难。本已绝迹的各种各样新旧铜元又被拿出来流通，但很快又被日寇搜刮而去，剩余不多的也被政府收购用于军需铸造。于是全国各地市面铜元逐渐被淘空，也从根本上使铜元这种身份特殊、经历坎坷的铜币退出了流通领域。

当然，极少数地方，比如云南、西藏等较少遭受战乱、未受日寇直接军事侵略的地区，铜元的行用还是延续了较长时间的，西藏地区的铜元铸造与使用因其特殊情况，甚至延续到了1953年。新疆虽然也未受到日寇的直接侵略，但新疆地方当政者的种种倒行逆施，还是在30年代初法币政策出台前后毁掉了曾经很有信用的铜元，出现了面值高达60亿元的纸币，也算民国货币史上的奇迹只一了。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了革命事业铸造过不同面值、种类的铜元，时间在1931年到1934年之间。铸造铜元的根据地有中央根据地（币名“中华苏维埃”，面值有一分、五分）、鄂豫皖根据地（币名“皖西北苏维埃造”或“皖西北苏维埃造币厂”，面值有二十、五十两种）、湘鄂西根据地（币名“湘鄂西苏维埃政府一分”）、川陕根据地（币名有“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造”熔铸版200文、“川陕省苏维埃造”500文和“川陕省苏维埃”200文三种）。苏维埃系列铜元是中国革命斗争的鲜明证据，是中国铜元的奇葩，是中国近现代货币体系中的独特分支，她是由于革命斗争本身的需要而出现的，是伴随着血与火产生的，她的出现，以另一种斗争方式在金融货币战线展开了对敌斗争，并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见证了全部的历史，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也历史地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成为了珍贵的革命文物。由于铸造条件极为艰苦，因此苏维埃铜元的外观不够精美，材质与铸造工艺也不高，因此流传到现在的少量，都是不能用一般的品相眼光来看待的。

中国铜元，兴衰起伏五十年，随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到来而产生，又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消亡，其中的历史内涵与某种巧合值得人们深思。

但铜元的最本质属性，乃是一种贬值的虚值辅币。虽然早期她与银圆一起介于主币辅币不分的地位。中期的衰落是因为铜元由应急的辅币被人为当成开辟财源的途径，从而无限制烂铸，造成贬值，因而失去信用。后期的衰落则主要由于国民党法币政策的实施以及日寇的侵略，造成铜的价值高昂，铜元名实不符，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直到新中国成立，开始实行新的人民币制度，铜元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因为她既不再行使辅币职能，新中国人民政权也不需要拿她来作为生财之道。

(完)

作者：杨公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