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蒋介石集团不仅在军事上败局已定，政治上危机四起，财政经济也面临崩溃的边沿，只能靠溢发纸币来维持，法币已经彻底崩溃。在此山穷水尽之际，继孔祥熙、宋子文、贝祖淞、张公权后，蒋介石想起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人物——王云五。　　

王云五(1888—1979)，广东中山人。曾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期主持商备印书馆，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主持各种辞典、丛书、文库的编撰。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在“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当上了“总统”。5月，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调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蒋当时对翁文灏说：“军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助协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这样，王云五就站到了当时经济舞台的中心。　　

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包括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历来操纵在宋子文和孔祥熙之手。这中间，偶然由俞鸿钧，张公权等跑跑龙套，几乎无一例外。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的金融学家。他任财政部长，各界很惊奇，一时报界对他冷嘲热讽。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会要他去当财政部长？　　

王云五的一惯政治倾向，使得蒋介石愿与这位“社会贤达”合作。随着商务印书馆的发展，王云五在全国知识界和工商界名声大震，地位日升，并且日渐步入政界，他利用各种机会表示政见，拥护蒋介石及其政府，1937年7月在出席庐山谈话会上，表示信任蒋介石，要求指示如何“尽量贡献其力量”。抗战期间，王云五在参政会内替蒋介石说话出力，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

蒋介石也特别器重王云五，曾派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及陈布雷向王云五慰问，并表示对商务营业可给予巨款资助。当商务印书馆向四联总处借款三百万需有保人时，蒋介石特准由王云五以个人资格替商务馆作保。以后王云五更加忠实地追随蒋介石，吹捧蒋介石，帮助蒋介石摆脱困境。王云五对经济工作也并非完全是外行，对于王的特殊能力，蒋也抱有一定幻想。在商务印书馆时，他采用从西方学来的科学管理法，卓有成效，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成功的出版商。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他负责预算，悉心研究过财政，熟悉蒋介石豪族政府的财政问题，他一再主张以改革币制为手段来稳定物价，并对币改问题作了一番准备性的研究。所以他说他为币制改革准备了两个月时间是事实。

金圆券失败后，王云五虽然遗憾，但并不后悔，甚至还“沾沾自喜”引以为豪，恐怕原因也在此。翁文灏奉蒋介石之命邀他出任财政部长时，他坚持不受，后终使他改变主意，除了人情难却之外，就是考虑到币制改革，他“妄想假使在我掌握财政之时，能够达到此举，则纵然牺牲一己与变更决心，亦所不惜”。与王云五一样，蒋介石本人也对法币彻底失望，希望能够对币制进行彻底改革。翁文灏组阁后，蒋就对王云五和俞鸿钧作了改革币制的指示。　

俞鸿钧很快拿出了中央银行的币改方案：在内战激烈进行中，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法币基础虽然动摇，估计还可以维持一年；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财政收支差额太大，税收不能及时入为，建议继续以法币为流通货币，同时另外发行一种称为金圆券的货币，作为缴纳一切税收和结算进出口贸易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这样税收和结算的拖延时日就不会随法币的日益贬值而受影响。根据当时估计，采用这个办法可以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　　

币制改革，蒋介石看中金圆券，但是蒋介石马上否决了这个方案，认为此方案不能应付当前局面。这是因为他知道此时他的新任财政部长也没有闲着。实际上，早在王上任之前，就向蒋透露了自己的币制改革腹案：“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和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以代替法币。以政治力量来收兑或收存全国人员所持的金银、外币，实行管制经济，在全国设若干管制督导负责执行。”　果然，王云五亲自草拟了“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外收支的联合方案”。在起草过程中，王云五高度保密，除了蒋介石指定参与研究的几个人之外，一切均为自己动手，最后，上到蒋介石，下到公布前所需译文的翻译，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只有十一人接触到金圆券计划。他还颇为自负，当次长徐柏园建议可将方案给某金融专家看一看时，他不客气地说：“无需如此，我读的书比他多。”王云五的方案的最大特点是：用政治高压手段来推行金圆券，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兑所有的金银外币。蒋介石希望金圆券发行后，能彻底改变混乱的经济状况，重演当年法币推行成功的一幕，为内战补充大量军费。

1948年的7月底，蒋介石电邀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上莫干山，并派专机去接。说是商讨币制改革计划，实际上是蒋介石宣布自己的决定：“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既然蒋已定调，所以当蒋询问对此方案意见时，他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声。王世杰附和说：“王云五部长所拟定的方案极为妥善，时不可失，必须由总统下最大决心，大力实行。”翁文灏说：“在这个艰危紊乱的时期，改革币制没有多大把握，但财政实非改革和整理不可。”翁对王云五所拟方案，曾交刘攻芸、严家淦等加以研究，认为可行，翁也就表示赞同。　　

发行的新币需要印刷，这是需要时间的，决不能太长。被否定了方案的俞鸿钧只好顺水推舟。他料到这一环节的重要性，在八月初他就通知发行局长梁平，告诉他要发行新币，要他准备二十亿新币，突然听到这一消息，梁自然急得要命，这一点时间怎么来得及，幸亏他想起了抗战初期在美国钞票公司打印了二十亿元林森像的钞票，都是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小票面，由于运到国内已经不值钱了，一直没有发行。林森像的钞票在国内还从没有发行过，临时拿出一批存货应急，事先用飞机密送各省分支行，就可以作为第一批金圆券上市，实际上这批钞票边金圆券三个字都没有印上。

有了这一预先的部署，当蒋介石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是否赶得上时，他很有信心地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说这样很好，吩咐各人先行分别准备，等候决定。隔了不久，翁文灏接到蒋介石由庐山打来的电话，说决定实行金圆券方案，吩咐转告有关机关准备必要的文件，等他返京提出后就立即公布实施。到了中常会开会时，蒋介石提出金圆券方案，孙科发言力表赞同，就此通过。当王云五的方案得到蒋认可时，立法院还没有休会，王就授意徐柏园到立法院货币小组会上再三要求授权财政部改革货币。货币小组的召集人刘建群(复兴社头目之一)等人坚决予以拒绝。实际上，蒋、王本来可以利用“宪法”上“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关于“总统在立法院休会期间得以命令执行之”规定，不必经过立法院的通过。其所以再三要求，无非想在事后封立法委员中反对者之口。不料碰了钉子，以后金圆券的发行，只好偷偷摸摸地以“总统令”行之了。

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宣布实行金圆券总统令：

“兹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规定，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颁布财政经济处分令，其要旨如左：(一)由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发行之法币及东北通券。(二)限期收兑人人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三)限期登记书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基于上面要旨，特制定：(一)金圆券发行办法，(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与本令同时公布。各该办法视同本令之一部分，并授权行政院对于各该办法颁布必要之规程或补充办法，以利本令之实施。此令。”21日，蒋介石又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理督导员，王无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管理督导员，霍宝权协助督导。　　

上海是蒋政权发行金圆券掠夺金银、外币和管制经济的中心。方案公布后，蒋介石立即电邀上海的党、政、军、金融、经济各界的头目前往南京，当面吩咐务必切实执行。　　

盲目乐观，黄元彬警告被搁置。金圆券发行之初，国民党政府曾极力宣传这次改革是经最深切的考虑，下了最大的决心，一些人士也对王云五表示好感。于右任夸奖他魄力大。刚从美国归来的傅斯年写信给王云五：“此事关系到国家之生存，非公之无既得利益者不足以为此。卓见毅力，何胜景佩。我是向来好批评而甚少恭维人的，此次独为例外”。一些报刊更是连声欢呼国民党从此有蒋经国和金圆券这两张救命王牌。但是更多的人士看出了金圆券的致命之外，不同意王云五蛮干。经济实业界人士认为发行金圆券，从币制发展角度上讲，是历史的倒退，从具体做法上讲，是很背人心的。不少政府高级官员也很有看法，财政部钱币司司长、上海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奄，在金圆券发行的第二天由翁文灏、王云五等人召开的会议上就指出这次币改有不少矛盾之处。八月二十日宣布实行金圆券那天，在陈光甫招待留沪立法委员的宴会上，曾为财政部拟定无限制兑现金本位方案的黄元彬赶到，作陪客的有吴国桢(上海市长)和俞鸿钧。吴、俞同声询问黄元彬对金圆券的意见，黄元彬说：“在法币丧失币值，人民对钞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又当内战紧迫的时候，改革币制的机会早就错过。金圆券的办法权以政治力量来施行不兑的货币，更加危险万陪。一旦发行数量超过市面流通必需量，必定导致突破政治力量，不过几个月就要崩溃了。”俞鸿钧说：“我因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与你从前所拟无限制兑现的金本位方案相反，在莫干山会议时，尽管在职务上必须报告印存新币的数目，但在政策上还是反对。在庐山会议上，总统开始就表示事在必行，我就不敢讲话了。”吴国桢却破口大骂王云五，什么乌龟王八蛋的话都出口了。吴还说如果要他作什么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他宁肯连市长都不干。　

蒋介石心里也没有底。金圆券方案实施后第五天或者第六天，蒋介石“召见”卢郁文、陈博生、黄元彬共七位立法委员。蒋一开始就问黄元彬对于金圆券方案的意见。黄元彬立即说：’我向‘总统’保证，金圆券不过几个月一定崩溃。”蒋大为吃惊，反复追问了一些疑点。蒋又问现己公布实行了，还有什么挽救的办法。黄答：“现在在无法中想办法，只有一边准备一边挽救的一条路。第一，必须立即停止收兑金银和外币。这些金银外币留在人民手上没有大危险。反之，放出大量金圆券却危险极大。这无异于把死老虎收回来锁住而把活老虎放出去。第二，必须立即改为无限制兑现。实际上在发行额未超过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前，商民不会来兑现。英国过去的金本位制，对于市面流通必须量的限度以内的发行，向不设置准备金。第三，必须立即向美国交涉，按照美军法币垫款当时的法币外汇市价，按月讲算兑换率，要加扩建款的黄金、外汇，或用其它方法筹借三、四亿美元的黄金、外汇，连同国家银行所存还有三亿五、六千万美元的黄金、外汇。共约有七、八亿美元的准备金，还可勉强维持一定时期的货币稳定。如果照金圆券方案全凭政治压力，只有加重人民不信任政府新货币的心理，发行数量即使在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内，人民也以去币存物为利，各地物价一定突破政治力量的控制。这是没有丝毫疑问。黄元彬讲完，蒋介石又问其他立法委员的意见。记得只有卢郁文和陈博生说话，同意黄元彬的看法。蒋最后要黄元彬用书面详细写出，第二天早晨转交给他。　　

金圆券发行后几天，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物价被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利息降低并收兑了大量的金银外汇。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蒋经国在上海方面施行了铁血手段，他宴请上海金融工商各界巨头，板起面孔来说：“现在我奉命严格执行金圆券的法令，一定贯彻到底。座中诸位都是我的世伯世叔，希望保留情面……”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在金圆券发行初期说：“明知金圆券就要崩溃，上海银行所存黄金也要送往中央银行。”吴铁城也说黄金送到中央银行就等于没收，可是不送恐怕要受徒刑。　　

王云五兴高彩烈在立法院宣布币改成功。9月20日，他去美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及世界银行第三届联合会，又吹起“国际牛皮”，说他对金圆券的成功感到意外，对金圆券的前景表示乐观，认为只要物价停留在低水平上，金圆券完全有信心取得成功，他保证无论如何将使财政局面一年不出问题，直到1949年底，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暂时松了一口气，黄元彬写的文件自然就被搁起。然而，10月9日，王云五从美国回来时，金圆券已经崩溃了，他还想垂死挣扎，拟具挽救方案，但翁文灏不敢了，于是局势一泻千里，金圆券迅速贬值。　

各种传言不径而走。有一天，吴铁城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约二十多位立法委员聚餐，参与者大部分是孙科任立法院长时期的旧人。见黄元彬进入时，他拿起黄元彬送给蒋介石的那份文件的草稿，立即问道：“是不是你当时向总统说过，金圆券不崩溃，就砍你的头？”黄元彬答那是误传，他只保证几个月必会崩溃。吴说：“当时中央秘书处把你的原稿送给蒋看后，吓得他的脸都发了青。黄元彬向吴索回原稿，吴笑着说：“这个文件已经成史上的文献，你收不回去了。”他又说，蒋决定撤换王云五的财政部长，但翁阁仍然继续下去。又过了十几天，蒋介石却密叫孙科进行组阁，王云五并没有单独撤换。　　

美援失望，金融风暴席卷全国　　

金圆券政策的失败是有一个过程的。王云五在考虑币制改革时，是以能得美国的帮助为前提的，他之所以冒险主持发行金圆券，无疑是极大的希望于美援，希望能争取5亿美元的贷款。　　

在金圆券发行的关键时刻，王云五不顾劝阻去美国，除了参加会议就是去争取美援，至少在美援未恢复前，能先在国际货币基金会上谋求贷款。10月4日，他在华盛顿称国民党政府每年入不敷出约有百分之三十，以后二、三年内需5亿美元。他还会晤了美国财政部长，但毫无结果。后来蒋介石又派宋美龄去美国向杜鲁门呼吁援助，也被拒绝。美国认为，现在国民党局势恶化的速度，除实际调用美军外，任何大量的军事援助，都于事无补。这对视美援为救命稻草的国民党人，在心理和实际上都是沉重的打击。为此，国民党以后一直耿耿于怀，怨愤在心：“大陆之沉陷，其主要原因为中国财政经济之崩溃，其主要原因为美元不至……美国外援数字如此巨大，而对于战后中国五亿美元临时贷款之诺既食之于前，十二亿美元长期贷款之请搁置于后”。假如当初王云五得知“友邦”美国政府”之“意气用事，目兴短小”，怕也不会如此大胆发行金圆券了。　　

没有美元这支强心剂，王云五眼看着自己的“妙计”一个个破灭。　　

王云五方案规定金圆券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可是，到了11月11日，行政院不得不决定“金圆券发行总额另以命令定之。”因为在此以前，俞鸿钧已两次电请财政部在限额20亿元以外，每次增发五亿元。接着孙科登台，徐堪任财政部长。俞鸿钧随后在11月27日、12月6日、12月19日又三次请增发每次10亿元；12月下旬两次请增发共60亿元。1949年1月刘攻芸继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请增发一百亿元，2月请增发350亿元，3月请增1600亿元，4月增13000亿元。截至5月4日止，金圆券发行总额已达到98041亿元，5月18日达到294722亿元。仅仅九个月，金圆券就几乎等于废纸，在世界货币史上可算是最短命的货币了。　

按照原方案，中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该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依照兑率折合金圆券出售，由当地官署严格监督执行。1948年9月份的批发物价指数比8月涨高百分之七点四。如就地区来说，截至9月4日止，即在金圆券发行的第十五天，汉口物价涨高百分之二十一，重庆涨高百分之四十，广州涨高百分之八十三。这就是说，时间仅仅半个月，物价已经不是政治力量所能管制的了。同年10月，物价的批发指数比8月涨高百分之三十五点六，如按地区，当然更高。11月高涨到十七倍半，12月涨到三十二倍半。1949年1月涨到八十五倍七，2月涨到八百三十四倍，3月19日涨到二千九百倍。单就上海批发物价来说，到4月15日，竟涨高达六万二千七百一十九倍。后来，国民党政府逃往广州，全部金圆券的灾难都加在广州、重庆等都市的人民身上。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各地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早已冲破了官价。8月23日，金圆券发行后的第三天，天津美钞的黑市是每元换金圆券四元一角八分，24日又跳升四元三角五分。广州美钞黑市地在24日起超过官价。重庆黄金黑市在9月2日每两超过官价30元。汉口黄金黑市在9月6日每两超过官价25元。广州、汉口黄金黑市在9月2日以后突破了官价。到了11月1日，各地金银、外币的黑市都超过官价的五倍以上。这天，行政院只好又颁布“修政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把金银、外币的兑换率一律提高五倍。不久金银、外币的黑市和物价一样狂涨起来。1949年6月25日，行政院规定银元一元等于金圆券5亿元。而四川省政府早在同月12日宣布银元等于金圆券七亿五千万元。21日重庆银元的黑市，一元就等于金圆券25亿元。法币在金圆券发行前夕，还只要六百万元换银元一元，比起金圆券的崩溃情形，也算小巫见大巫了。西北各省、广东、广西、贵州等省的各县市这时已经发生拒用金圆券的事情。金圆券终于随着蒋政权的覆灭完全崩溃了。

功不可没，王云五为蒋去台湾搜刮到两亿美元　

此时，立法院对金圆券政策始作俑者的鞭笞纷至沓来。作为主持人和发起人的王云五在币制改革中的卖力，除了蒋经国可相比外，别无二人。然而和蒋经国一样，他也很孤立，很不得人心。他刚从美国回来，在立法院就金圆券作报告时，就受到六七十位立法委员的猛烈攻击。以后几次会议他不敢再露面了，将自己起草的文件交给翁文灏去宣读，也同样逃脱不了强烈的反对。解放后，翁文灏回忆道：“王云五在官僚群中是孤立的(孔祥熙责怪他打毁法币，其它各派也不要他，上海银行家都看他不起)，所以到了相当阶段，王被迫辞职”。　　

在金圆券政策彻底失败，翁文灏、王云五成为立法院弹劾对象时，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在立法委员们面前发表了两句“名言”：“军事本来不会垮，被立法委员们闹垮了；金圆券本来不会垮，也被立法委员们闹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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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失败归于经济的崩溃，甚至直接归之于金圆券。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这样说：“到了第三任行政院，于37年8月，乃采取了金圆券改革币制计划，以致币信每况愈下。于是共匪乘机大肆其反动宣传，煽惑人心，动摇社会。尤其对于各大都市的金融与经济，施展其有形和无形的各种破坏手段，最后影响了全国金融紊乱，物价的波动，乃使通货膨胀的趋势益加恶化，而无法遏止。于是军公人员的生活更见艰苦，而军执风纪就不能保持其抗战时期的水准。我们反共斗争就所以遭致失败，这实是其最大原因之一。这一失败，无论是主观上的错误，或客观的情势所造成，都值得我们重加检讨和警惕的。”他忘了，是他听了王云五的“妙计”才决定发行金圆券的。　

不过，蒋介石集团也确实通过金圆券发行，搜刮到大量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之始，当时规定只发行20亿，10月11日即改为无限额，可以不断增发。到11月10日，发行量就超过20亿元的限额，12月底已超过80亿元，1949年1月，突破2000亿，4月达51600亿元，5月底竟达637458亿元。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额到1万、10万、最后竟出了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而社会各阶层，从富商大贾到平民百姓，都被蒋介石集团用金圆券狠狠敲了一笔。蒋介石集团搜刮到的金银外币，据翁文灏说价值2亿美元。没有这2亿美元，就象王云五日后所说的那样，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点而言，王云五对蒋介石真是’功不可没”。　　

尽管王云五使蒋介石演砸了关键一出戏，但对王在1948年国民党内部众叛亲离之际能挺身而出，蒋是没齿难忘的。逃到台湾后，王未遇大难，蒋让他先后担任了行政院设计委员兼政制组召集人、“总统府”国策顾问、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考试院副院长、公务人员高级考试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兼国财产审计委员会主任，一度还代理过“行政院”院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