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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假钱行骗的江湖中人，在明清时期称之为火门。这是因为古代中国的货币一般是金、银、铜等金属铸币，冶炼伪造假币都需要“火”，所以叫做“火门”。
火门中也分了很多类，有专门炼“伪金”的：造假元宝、假金首饰、假黄金器皿等；有专门炼“伪银”的：造假银钱、假银器的；有专门伪造各类假铜钱、假铁铸钱的；也有专门伪造各种纸币 （如宋代的交子、会子、元明的宝钞等）的；还有伪造各种汇票和各类有价证券（如明清时期卖盐的专卖证盐引）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多少种钱币，就有多少种伪造的假钱币。历史上各个朝代惩罚此类金融犯罪十分严厉，但利之所在，人皆趋焉。清朝法律严禁私自铸钱，为首者和工匠要斩首，财产要被没收；同伙者、知情者、买卖使用者，管理100户的村民小组长（甲长）与地方官知情者，分别要斩首，举报者赏银50两（约今2万元）。其知情者分利与同居父兄、伯叔与弟，减罪一等，打100棍，流放三千里。
但一直到清末，这种“立私炉”造伪金、伪银、伪铜、伪钞等现象依然很多，清末的上海就发生过一起日本浪人中井义之助伪造中国货币案。 遭遇假币挤兑风波
甲午战争后，因需赔付巨额赔款，洋务企业资金严重短缺。1897年5月27日，大清帝国第一家国家银行——中华帝国银行 （1912年3月后改名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行在上海外滩六号宣告成立了，该行实收资本250万两 （约今10万亿元），100万两来源于行长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78万两来源李鸿章等官员投资，其余为商股。中华帝国银行开始发行钞票（银元券、银两券）、存款、放款，并开展其他银行业务。中华帝国银行完全参照英国汇丰银行的管理方式，纸币也是在英国印制的。
1903年2月4日，上海突然出现中华帝国银行的假币，某钱庄伙计拿该行纸币去银行兑换银两时被当场发现是假币。翌日，中华帝国银行宣布发现五元、十元假钞，并在其上盖上“假币”印记，随后又在各营业部门贴出鉴别真假币的说明。
消息传出后，立即市中大乱。各店铺、钱庄纷纷拒绝使用中华帝国银行的纸币，那些持有该行钞票者纷纷到银行挤兑。
只见中华帝国银行门口人人潮汹涌，局势差点失控。租界巡捕不得不用高压水枪来驱散人群，维护秩序，但无济于事。为了稳定信誉，中华帝国银行不得不调取库存银100万大洋、到汇丰银行拆借了70万大洋，让人随到随兑，一天就兑换了20万大洋，并延长营业时间，以稳定客户情绪。最后终于平息了挤兑风波，整个2月份，中华帝国银行约收回30万大洋的钞票。 顺藤摸瓜揖住元凶
英国汇丰银行负责通商银行钞票的印刷，他们也感到纠结。巧的是，就在此时，有个日本人带着4000元伪钞到汇丰银行兑换被当场识破。汇丰的方式比较聪明，胡编了个理由叫他过两天再来兑换，秘密却派人跟他搭讪，套出其地址、姓名、身份，然后马上报告了巡捕房。
租界巡捕逮捕了那个日本人，以此为突破口，经过审讯后发现，原来这个叫中井义之助的日本人伙同几个日本浪人，在日本大阪郊区几所民房伪造了至少30万大洋的通商银行假钞，伪钞由日本浪人山下忠太郎制造，再由日本九州被分批运到上海中井义之助家里，通过日本的上海商社等途径流入市场。在上海中井义之助的住处，就查获了大量尚未用出去的伪钞。后来，根据中国驻日使馆的线索，日本警察随后又抓获中井义之助的几个同案犯，并收缴了印刷伪钞的机器和大量伪钞。
为了防止再发生此类恶性金融犯罪，中华帝国银行后来将旧版钞票全部回收销毁，连已印好尚未发行的钞票也一并销毁了，随后又委托英国汇丰银行重新印刷新版纸币。 1904年年底，印好的新版钞票抵达上海，面额为5元、10元、50元三种。1905年2月正式发行新钞，在新版纸币上，特意增加了一个招财进宝的财神像，大大增加了钞票的技术含量和伪造难度。
不过，1903年2月的这次挤兑风潮，让中华帝国银行损失惨重。存款从1899年底的397万两下降到1904年底的189万两，放款从1899年底的582万两下降到1904年底的261万两，1898年该还发行钞票共63.2万两，1904年降为9.3万两。
更让人气愤的是，以中井义之助为首的这一伙罪犯最后竟然未得到惩罚。日本无耻地答复中华帝国银行行长盛宣怀：日本法律没有对伪造外国货币行为定罪，所以无法可依。就这样，制造中国第一桩假钞案的金融罪犯们最终逃脱了法律的严惩。
